视频中，男子大声质问商家偷工减料，有时双方还会发生冲突上演“全武行”；直播间里，主播公布商家质量问题的检测结果，引发众多网友关注……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，一批网红打假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。为公众利益打假本无可厚非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打假网红中，有的并不具备专业性，其检测结果值得商榷；有的动机存疑，更多是为了自己带货引流；还有的以打假为名，行敲诈勒索之实，这些都显然已背离了打假的初衷。

　　“如今有些网红打假已经变了味，成为其利用舆论牟利的手段。这种行为肥了所谓的打假人，却苦了企业，欺骗了消费者，同时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。”“规范网红打假市场，需要强化平台责任，完善内容审核机制，建立商家申诉通道。”此外，还“应当明确职业打假边界，严惩以敲诈或造假手段牟利的行为，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索赔。”在接受法治网记者采访时，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、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分析认为，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假外，目前网红打假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：

　　一是利用流量，在做负面宣传的同时进行敲诈勒索，即所谓的网络碰瓷。在流量至上的动机驱使下，网红打假变成了一个披着合法外衣进行网络碰瓷、敲诈勒索的行当。

　　二是收取竞争对手的费用，对相关企业进行所谓的打假。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监督行为，而是变成了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网红打假，是为了自己带货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还有些网红打假人已涉嫌违法犯罪。比如2024年8月27日，据杭州警方通报，对董某某（网名“铁头”）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立案侦查。经查，2024年5月，董某某、薛某、许某某等人经合谋，以曝黑料相威胁，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，并许诺交付后将提供保护，经多次交涉后获得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。亚星体育入口

　　“产品质量问题和消费问题投诉，是一个需要科学分析和认定的问题，有着一整套严谨的流程。个别打假网红，实际上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和常识，也不通过正常解决方式，而是往往通过故意放大个别问题、激化与企业矛盾的手段，来形成舆论，一方面为自己自媒体账号引流造势，一方面逼迫企业就范。”一位熟悉网红打假圈子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。

　　朱巍表示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，在遭遇消费欺诈、产品质量等问题时，任何消费者都有举报、监督、批评的权利。网红作为消费者，同样具备这个权利。所以，“网红打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监督的正当性，其通过曝光假冒伪劣产品或欺诈行为，可弥补市场监管的不足，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质量，维护消费者正当权利。”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网红打假也存在不确定性。“网红打假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专业性。这也是当前判断网红打假到底是否合理合法的难点所在。”朱巍指出，由于一些网红并不具备专业资质，因此诸如狂飙兄弟等打假翻车的事情屡有发生。而有的网红，更是“前脚打假，后脚变现”。

　　“当前，网红打假半真半假，有些网红打假，会夹带私货，目的是为了寻求私利。因此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打假行为，如果不知道内因的话，确实很难做出精确的监管和判断。”朱巍说。

　　从黄金回收店用“五两鬼秤”，到出租车宰客、餐饮店请托排，以及“松哥打虎”质疑良品铺子涉嫌“配料表造假”，这几年，越来越多的打假博主涌入公众视野。但也有的网红因为其不专业性和夹带私货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。

　　2024年3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正式出台，规定投诉、举报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不得利用投诉、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，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。

　　“一些网红打假只评不测，只说结果，不说过程。网红自己购买一些相关产品后，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评测。但取样方法是否科学公正？消费者并不知情。”朱巍说。

　　《法治日报》律师专家库成员、福建省律协副会长、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涂崇禹律师表示，目前法律虽未对打假设定资质门槛，但个人草率发布打假信息不仅容易缺乏公信力，还可能侵害他人商誉、名誉及个人信息权益等。

　　2023年，中央网信办印发《网站平台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规范》，其中对涉企网络谣言等行为处理进行了规定，企业可以第一时间提供相应证明，要求网站平台进行谣言删除下架等。

　　“如果网红打假错误，首先应及时删除相关视频或内容，停止对企业的进一步影响。其次，应主动联系企业，向企业道歉并协商解决方案。”《法治日报》律师专家库成员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博程说 。

　　涂崇禹表示，若因网红不实指控导致企业商誉受损，企业可依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。若网红通过故意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或涉嫌敲诈的，相关主管部门可予以行政处罚乃至以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企业追究其“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”或敲诈勒索之刑事责任。

　　涂崇禹认为，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等领域的打假，往往需要专业资质、经验技能和实地调查，个人仓促误判或情绪化表达易引发负面影响。此外，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才是法定的执法主体，网红个人无权行使公权力，否则可能涉嫌越权甚至违法。

　　朱巍表示，网红打假或者评测类账号，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。如果进行评测，就不能进行销售。网红在发布评测结果的同时，必须要同时发布评测所用的方法、软硬件以及检测的产品批号等，不能只评不测，也不能只发结果不发过程，更不能主观臆断。

　　当前，部分网红为吸引关注，夸大或编造问题，甚至通过“钓鱼取证”制造事端，敲诈勒索收取“封口费”形成灰色利益链。“有些网红打假已经变了味，成为其利用舆论牟利的手段。恶意打假、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。这种行为肥了所谓的打假人，却苦了企业，欺骗了消费者，同时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”。涂崇禹说。

　　涂崇禹表示，在加强对网红打假人监管的同时，亟需强化平台责任。他建议，短视频平台要完善内容审核机制，对未核实的打假视频限流或下架，并建立商家申诉通道。对多次发布不实信息的网红限制其账号功能。此外，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打假内容，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，避免被情绪化内容所误导。

　　网红打假已经形成产业链，其中隐含流量、经济效益等诉求，甚至出现敲诈勒索现象。苟博程认为，规范网红打假市场，首先应当明确职业打假边界，严惩以敲诈或造假手段牟利的行为，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索赔。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网红，市场监管部门、公安、网信部门可以联合行动，快速立案，凸显执法联动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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